商家说道：“政府的一个干部来找我们谈拆迁，我们提到找政府理论，他说找也没用，这是红头文件，必须拆，法院不会受理这种拆迁案子。后来我们打听，确实像他说的，政府要拆，打官司法院不收，上访更没用，接回来直接关小黑屋。正没折，干部又来了，说有办法帮忙把咱们店从拆迁范围内划出去。这个干部向我们拿了五万块钱的疏通费，果然把咱的店划出去。”

“哦，五万块，值不值？”霍起银问。

“我这个店一年少说挣十来万，政府说拆，给补房子，可补不了门面房，补的房子再大也是住的地方，一家人以后靠什么生活？五万块，值了。”

霍起银从商家出来之后，心情很沉重。他大学毕业到组织内担任组织体系中最低级别的村干部，虞县虽然地处南部，可交通闭塞，加上历史原因仍属于省级贫困县，霍起银看到很多贫困的农家，看到村小学摇摇欲坠的校舍，再看到乡镇和县里的官员们胡吃海喝，有种很强的怒火，也在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抨击基层腐败问题的文章。

正当霍起银对组织腐败痛心疾首，丧失信心的时候，柳正风到虞县来，一方面抓基层乡镇的经济建设，另一方面改革吏治，整顿腐败风气，霍起银看到了希望，也死心塌地的跟着柳正风干，越干越有干劲。

拆迁工作中，柳正风从开发商那儿搞钱，再用政府补贴的形式，增加拆迁户的补偿金额，一时间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爱戴，霍起银作为执行者，也觉得脸上有光，最初进入组织为老百姓服务的崇高理想似乎又回来了。